“敦煌莫高窟下层一米以下壁画几乎全毁了。”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汪万福说，“风沙严重威胁莫高窟安全。”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从公元四世纪至十四世纪，这里连续开窟造像，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石窟群。1987年，更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据汪万福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窟区每年要清理的沙子就达三千立方到四千立方。下层的壁画长期受积沙侵袭，如今已尽数消失。

有关人士拿1908年在285窟（敦煌有建造纪年最早的洞窟）拍摄的壁画和2004年拍摄的进行对比，受风沙影响，百年来壁画更加残破不堪。

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存有壁画、彩塑的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已有一半以上的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变色、酥碱、脱落等损害，专家们认为，这些损害都与风沙有一定关系。

武汉大学文物保护专家曾说，莫高窟的衰颓与毁坏速度惊人，正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

沙子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敦煌积沙问题

最严重的威胁是积沙。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吴正分析，“西北风、西南风是莫高窟地区的主害风，来自鸣沙山前缘沙丘和窟顶沙砾戈壁带就地刮起的风沙流是影响莫高窟保护的主要风沙危害。”

当这些偏西风途经莫高窟时，携带的沙物质在莫高窟窟区大量沉积，从而形成积沙。

积沙首先会磨损和破坏壁画和石窟雕塑。敦煌研究院观测结果表明，当地年降尘量可达365.4吨/平方千米，用扫描电镜统计5000个沙砾表面形态，发现棱角状、次棱角状占83%。

这种棱角状高硬度的石英颗粒随气流的运动对壁画、塑像进行磨蚀。还会侵入壁画和彩塑颜料的空隙间，使壁画产生龟裂，大面积脱落。

积沙还带来了PM2.5污染。PM2.5污染不光对人体有危害，对文物也一样。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杨小菊认为，来自鸣沙山上的沙尘已不是最大威胁，更大的威胁来自石窟上方积沙引起的窟内“二次起沙”。

“当地表风速达到起沙风速时，地表沉降物近距离运输进入洞窟的粉尘对壁画彩塑的破坏速度缓慢，但破坏性强，使很多珍贵的壁画面目全非，尤其是粒径小、比表面积大的细颗粒物（PM10和PM2.5等）。”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武发思认为，当游客参观敦煌石窟时，会明显扰动沙尘从而造成气溶胶污染。

此外，风蚀和风沙尘也在摧毁着敦煌石窟。在风的侵蚀作用下，石窟文物被侵蚀、磨蚀甚至被带走；风沙尘是壁画文物的“皮肤病”，一旦附着在表面，极难清除。

从上世纪40年代人们就想尽办法阻挡风沙，但防沙墙、防沙沟都收效甚微。直到防护林被修建，减少了进入窟区80%以上的沙子。

防沙林改种葡萄

敦煌最后的防沙屏障面临砍伐危机。地下水资源越丰富，生长的植被越强壮，抵御风沙侵袭的能力越大。反之，则沙漠化严重。

阳关林场，地处库姆塔格沙漠东缘、曾经拥有约2万亩“三北”防护林带，是敦煌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沙阻沙绿色屏障。

2021年，《经济参考报》记者实地勘察看到，阳关林场被砍伐的防护林地全部用来种植葡萄。

葡萄耗水量大。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数据表明，全生育期的葡萄需水量是树龄为4年的人工梭梭林、柽柳林、沙拐枣林和花棒林的11.9倍、6.72倍、4.05倍和12.74倍。防护林浇灌周期一般为两月一次，而葡萄园半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大水漫灌。

40年来，敦煌地下水位下降10.77米，绿洲面积消亡80%。

葡萄种植和防护林种植对沙地影响也全然不同。阳关林场原有高大乔木枯枝落叶腐殖后，有机质聚集多年，促进了细沙成土，改变了沙地性质，使得流沙趋向固定。

而葡萄枝干需埋土防寒，秋冬埋土、春季出土时要进行两次土壤大翻动，以人力作用使得地表沙质疏松，形成流动沙土。

当地职工说：“刀锋锯齿毁掉大片生态林，葡萄园面积一年比一年大，被驯服多年的风沙也一年比一年多。”

2021年3月19日，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调查组公布调查情况，确认“存在毁林开垦、无证砍伐”等问题。

只有数字化能救敦煌

敦煌的发现史，既是消亡史，也是复兴史。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时，偶然发现壁画中有回音，敲开后发现无数小房间，浩瀚的佛教世界展现在世界面前。从此，敦煌也走向了它的消亡之路。

1960年开始，人们为追求经济效益，在疏勒河、党河上游相继建了昌马水库、双塔水库和党河水库，这给敦煌绿洲的生态环境以致命一击，地表水再也难以到达哈拉诺尔湖湿地。从此，哈拉诺尔湖彻底干涸，湖底裸露，严重沙化。

敦煌，原本是不缺水的，《汉书·地理志》记载，敦煌“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汉唐时期的疏勒河、党河古道船来船往，货运极其繁盛。

如今，为了对抗这种消亡，敦煌莫高窟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数字化”之路——用影像扫描保存敦煌壁画和雕塑。

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曾无奈地说：“文物是不能永生的，总归要退化，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

奥秘画报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