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我们时常可以听见邪教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邪教的猖狂活动，不仅在农村引起混乱，而且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只有正确区分邪教与传统宗教，才能在实践中做到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同一切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进行斗争，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邪教是指冒用宗教的名义，歪曲宗教教义，掺杂大量迷信，具有社会危害的非法组织，是一种邪恶势力，根本不是什么宗教。它具有制造散布谣言邪说，蒙骗群众，抗拒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妨碍社会管理秩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特点。邪教组织的普遍特征：一是冒用宗教的名义，拼凑所谓的教义，神化首要分子，以传教的方式发展信徒；二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制造散布谣言邪说，蒙骗恐吓群众；三是非法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体系，并以组织形式进行活动。从把握综上所述邪教的性质、特点及特征入手，有助于我们剖析邪教与传统宗教的差异。

第一，反正统性：神化的教主崇拜。传统宗教的崇拜对象是超人间的神，如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道教的太上老君等。它们的教职人员，只是神的仆人，并不是神本身或神的化身，不让信众将他们作为神来崇拜。邪教的教主均自封为“神”、“主”、“活基督”，称王称帝。他们集神权与教权于一身，扮演着世界创造者、主宰者和救世主的角色，宣扬自己所谓的种种特异能力，迷惑信徒，并企图“改朝换代”，有明显的政治野心和政治色彩。

第二，反现世性：制造邪说，蛊惑人心。传统宗教教义除强调追求天国幸福之外，还关注人们的现世生活，给人们以安慰、劝勉和鼓励，如基督教教人博爱、忍耐、宽容；佛教教人慈悲、宽大；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吉庆等。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宗教可以发挥稳定社会、扶助人生的作用。邪教则偏执一端，狂热地刻意渲染灾劫的恐怖性和紧迫性，扬言世界末日将至、天国 将临、唯入其教方可获救等异端邪说，制造恐怖不安气氛，扰乱社会秩序。由此往往导致两类极端行动的发生：一是煽动信徒在所谓的“世界末日”来临之际集体“升天”自杀、“寻主”；另一类极端行动是为建立地上天国对社会暴力攻击，达到其“改朝换代”的罪恶目的。

第三，反社会性：非法、非人道的教内生活。传统宗教力求与社会相适应，积极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的“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善行”。教内制度并不危及宪法、法律赋予信徒的基本权利。宗教教职人员对信徒不施以暴力相胁迫，而采取劝诫的方法。邪教立言行事违背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法律准则，使用欺骗、恐怖的手段，对教徒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进行控制，对他们合法权利进行强力剥夺，对他们身心进行残酷摧残。表现为诈骗钱财，盘剥群众，破坏家庭；蹂躏女性，摧残生命；装神弄鬼，致人伤残或死亡；建立封建家长式制度，实行专制统治；秘密结社，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第四，反政府性：企图推翻人民政府的领导。传统宗教并不以颠覆现政权、建立神权政治为目标，而是寻求与政权相协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民间团体的辅助作用，走爱国爱教的道路。邪教种种反社会行为，与法律相抵触。教主权势欲极其膨胀，发展为敌视政权、甚至谋求取而代之的政治意图，企图推翻政府。邪教的这一倾向表现在组织形式上，是政教合一型结构的出现：或模仿内阁制，或模仿封建帝制。

以上四点，足以反映出邪教“邪”的最基本特征。由于邪教 既不是宗教组织，也不是宗教派别，本质上是违反传统宗教的教义教规，而且是反社会、甚至是反政府的，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所以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所深恶痛绝。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一些邪教组织大多是从国外渗入、在国内滋长发展起来的。这些邪教组织虽然为数不多，但社会危害性很大。这些组织名称各异，但其表现如出一辙。例如，“被立王”邪教组织，是由原“呼喊派”骨干分子吴扬明非法成立的，他根据《圣经・路加福音》中有句关于“被立”的说法，歪曲解释，自封为“被立王”，并宣传异端邪说，声称要在2000年前推翻“撒旦”（魔鬼）政权，完成用“被立精神统一全国大业，建立新天地的神国”。该组织体系严密，吴扬明为“父王”，下设16权柄。凡入教者都要废除真名，以“灵名”替代。戒律很多，其中包括：不能与家人一起吃饭、不许看电视、看见上级要跪拜等。他向信徒收取“祭坛”（信徒向教主奉献的财物）。更恶劣的是吴扬明将《圣经》中“蒙召”歪曲成两人合一体，称是“神体”，只有与“神体”发生肉体关系，才能得救。如有不从者，吴扬明以武力相威胁。凡与“被立王”发生关系的人，不准再结婚，已婚的不准与丈夫同床。吴扬明就这样要求受蒙骗的女信徒对他“不仅要灵魂崇拜，还要肉体崇拜”，先后被吴扬明骗奸的妇女有40余人。在抓获吴扬明的当晚，吴与4个女人共宿一房。（作者:张伟达 董霄汉）

文章来源：中国反邪教网